对北碑之美的欣赏 
——陈奕禧、何焯的书论 

陈奕禧(1648一1709)，字六谦，又字子文，号香泉，葑叟，浙江海宁人。工诗善书。王士祯说：“门人陈子文奕禧，号香泉，诗歌书法著名当时，其书专法晋人，于秦、汉、唐、宋以来文字，收罗尤富，皆为题跋辩让，米元章、黄伯思—流人也。”(《分甘余话》) 
陈氏自己的书学是宗法帖学的传统，对帖学书风也不无发明，并且对书法本质有着很深的认识，他说： 
夫书故应神明变化，离绳尺之外，然脱去绳尺，又何能合法？书学大矣哉!通乎天人，乃成其事。自一画造端，极于藩变，何所不有，何所不收，浅尝之未至也。(《绿荫亭集》) 
尽管陈氏的《绿防亭集》中讨论书法的言论绝大部分是关于帖学的，但这些理论并不足以代表他的历史成就。而其中几则对北朝书迹的评论却体现了他的书学思想的历史价值。据这些理论，我们可以说陈奕禧是最早对北碑书法之美做出评判的人物之一，尽管他自己学习书法是以晋人为宗，但这并未因此阻碍他的视野，这是很难得的。 
我们知道，对金省的研究肇始于北宋时期，欧阳修《集古录》可谓是这一门学问的开山之作。其后，金石著作历代不断。至清朝，金石学在朴学的范同内得到尚度重视，形成了规模。对金石学的研究同时引发了人们对太村亿法的兴趣。清朝切年，学者首先发现了汉碑的艺术价值，并由此引发了隶书在清初的发兴。朱彝尊、郑簠是其中的拓荒者。随着金石研究的不断深入，北朝书法的价值也渐渐为有识之士所重视，但金石学毕竟不是书法学。欧阳修等人对北碑书法虽有所接触，们对这种书法并不认同。北碑的书法之美是客观的，连欧阳修也不否认。《跋东魏鲁孔子庙碑》云；“后魏、北齐时，书多如此，笔画小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类。疑其一时所尚，当自有法。”《北齐常山义七级碑》云：“字画佳，往往有古法。”《后魏神龟造碑保记》：“有神龟造碑像记，魏神龟三年立。余所集录自隋以前碑志皆未尝辄弃有，以其时有所取干其间也。然患其文辞鄙浅，又多言浮屠，然独以字画往往[妙，……此碑宁画时时遒劲，尤可佳也。”（《六一题跋》卷四） 



他认为二王之外还有另—条书法发展的途径，这就是北碑。唐人欧、虞、褚、薛、颜、柳等书法家都不完全从二王笔意而来，而是吸取北牌笔法。至元明赵、董以后，专以姿媚为尚，令北碑一派湮没无闻，鲜为人知。所以，他认为上追碑派古法是“古人一条真血路”，并以揭示这一千古不传之秘为己任。从他对《张猛龙碑》、《崔敬邕碑》等北朝碑版的认识，说明他在书法审美的理解上已经突破了元明以来帖学风气笼黑下专取研媚的风尚，而能发现北朝书法中奇崛变化而义古朴自然之美。从陈奕禧对北碑的关注到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其间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因而我们将陈奕禧视为清代碑学的先声。 
继陈奕禧之后，何焯对北碑的价值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何焯（1661-1722)，宇开千，后字屺瞻，号义门、无勇，晚号茶仙、香案小吏。江苏长洲(今吴县)人。康熙时值南书房，赐进士。他的论书文字载于《义门题跋》。平生对陈奕禧非常推崇，云：“国朝书学迈前轨，香泉先生尤足雄长，一时搜集金石文字，视《金莲琳琅》、《石墨镌华》诸编不啻倍焉。当其下笔，上下古今，举篆、籀、分、隶、章、草、行狎之奥无所不有。昔米元章悉收六朝妙处，酝酿笔端，弥服先生之广大。”(《义门先生集》卷八《予宁堂法书跋》) 
《北魏营州刺史崔敬邕志跋》：“入目初似丑拙，然不衫不履，意象开阔，唐人终莫能及，末可盖以北体少之也。六朝长处在落落自得，不为法度拘局，欧、虞既出，始有一定之绳尺，而古韵微矣。宋人欲矫之，然所师承A者，皆不越唐代，恣椎自便，亦岂复能近出乎?”(《义门先生集》卷八)又：“欧阳子论凡学书者，得一可以通其余，殆非狭陋者所知。盖古之人研讨者博，斯擅名一体矣。然自晋永嘉而后，派别遂分南北。自唐开元以降，风向乃殊肥瘦。”(《予宁堂法书跋》) 
何焯对北碑的认识还是比较粗浅的。他队识别北朝碑刻对唐朝楷书的影响，以及北朝碑刻本身的一些审美上的意味，如将《崔敬邕墓志》纳入六朝六韵的“落落自得”“不杉不履”的范畴，可见他对北朝碑刻书法的美有一定层面的认识。另外，他也看到了自永嘉之乱之后， K法分为南北两派，他的这种两派说实开阮元南北书派论之先河。 
综观陈奕禧、何焯二人对北朝书法的推崇，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清朝伊始，书法已经渐渐走出文人帖学的轨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