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震—解构对象，启迪人性
一个人活在世上要应付的好，最少需要掌握三门知识：即物理知识、化学知识和人性知识。物理知识教你认识物质世界的一般性质和变化规律；化学知识教你在物质的深层结构上了解事物变化的机理等等。这两门知识，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它们属于物性论，具有帮助人类预知物质运动的原因方向和结果等等功用，从而让人在与对象世界相处时避开风险，趋向主动。第三门知识就是人性论。由于人完全不同于那些相对静止的物，人更多地依靠思想、情感支配行动，因而具有自身特殊的属性。从日常生活的意义上看，了解人性就是了解自己，就是了解自己与社会（他人）的关系，就是以这些知识掌控自己的行为，从而获得最佳的对象关系，并在历史建构中发挥作用。
同样，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还需要有三种人陪伴：一是医生，二是律师，三是教育者。医生从我们一出生就陪伴着我们，直到终老都不能离开。因为医生掌握了疾病与生命的关系，他能够让我们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健康地面对各种对象世界。律师则是受法律差遣保障我们在与世界发生交互作用时不致受到不应有的侵害的正义卫士。由于律师代表我们处理很多纠葛，我们面向对象世界时就回更加得心应手，也省去了很多羁绊。教育者是间接经验的集大成者，他把已有的对象世界用知识（这是很适合幼年个体接受的方式）的形式教给个体，使个体关于对象世界的认知发生突发性地爆炸式的累积，——如果没有教育者的传承，仅靠每个人的亲身实践来获得知识，我们就会陷入一个狭小的经验世界里止步不前。
对个人而言，上述各种知识和专业人士的陪伴，毕竟只是外部因素和力量。而能够统帅这些外部性的根本，是我们自身的主体性的强大。这个主体性的建构，必须从树立正确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哲学观念开始。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愿意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它总是义无反顾地不屈不挠地充满自信地发现藏在事物背后的真相。如果说人的初始状态只是肉体，那么，这个肉体能否苏醒？能否自立自觉？能否灵动自信？皆与你能否掌握真正的哲学有关。当今中国，从对象哲学的视域看，人的精神随着时代变迁正在发生如下演进：
1.时代精神指向对象：从无到有开启人的对象化过程
从无到有的时代是从改革开放开启的。就个体而言，在改革开放前，个体除了全民所有制的各种关怀之外，自身能够用于傍身的对象几乎没有。改革开放的切入点恰恰契合了人的这一需求，即放开非公经济的发展：让非公有制经济从没有立足之地，到拥有补充地位，再到确立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到今天，非公经济成分在有些省份达到90%以上。这项改革是人与对象的直接结合的最有价值的见证，中国社会的活力从此一泻千里。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因为有了可以自己做主的承包地，他们的精神潜力由此迸发，许多经过租赁制承包制股份制改革的工厂，焕发了管理者和工人的精神世界。这说明，中国社会的症结问题不在个体本身而在于个体的对象关系的建构。由于拥有了一定的物质对象，人们可以能动地把自己的主观世界对象化。在与这些物质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人的感性、知性开始提升，精神开始充满张力。虽然社会物质资源仍然十分有限，但却是对物质资源部有限性的充分发挥，每个中国人在这里都找到了自己的实在性，中国社会的创造力也让整个世界为之惊叹。
2.时代精神开始建构：从不确定性向确定性转化重生
但是，简单放任并不是建构对象关系的正确路径。人们与原始自然的结合，其实更多地唤醒了人的动物性。由于整个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人们之间为了经济利益而相互倾轧，真正的人性受到严重挑战，经济人特性突出，短期行为严重，土豪属性暴露等等。在人们与物质对象结合的过程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但总体上，人的形态正沿着这样的轨迹前进：长期的饥饿—温饱—富裕—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从不确定性逐渐走向确定性的时代，个体的内心世界从紧张忙乱骚动，发展到在物质面前开始体现知性理性。随着物质世界的充裕，内心世界在重新建构。人们开始趋向心灵体验，开始发掘良知，开始社会启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新的时代焦点：即通过对象关系的建构而获得主体性的提升。当个体与各种对象的关系真正确立起来之后，他就可以考虑更加长远的、世世代代的未来，个体的心理就会趋向宁静。
3.时代精神凝练升华：从向外张力到向内反思自身形成内省人格
社会的向心力正在凝聚。人类是群居动物，个体价值总是需要在社会中发扬光大，个体精神总是要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物质消费带来的是无数次的感觉，感觉再生又消失，消失之后又需要物质去唤醒这种感觉。所以，感觉是易失的，不确定的，不自主的，是被对象所控制的。显然，在人们到处寻找感觉的过程中，人们也相互面对，也从他人身上观照自身，并开始反思自身。人们发现，“经济人”就是“工具人”，他并非每个人的理想，人们更需要追求尊严、追求公义，需要在社会中确立一个良好的道德形象，需要摆脱对物的依赖性（马克思语），需要走向全面发展（马克思语）。中国社会的许多个体经过这些年与各种对象世界的关系建构，通过反思群体之间的竞争性，反思人的道德性，新的“理想人格”将呼之欲出。
（唐震：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