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喜庆之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逐步实现的历史交汇点，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必将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注脚。
       忆往昔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经历就了一百年的光辉历程。百年坎坷，虽历尽沧桑，却始终初心如磐，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福祉。在高高飘扬的红色党旗引领下，无数令人感怀的中华好儿女，舍弃小我，为共建小康社会，为祖国的富强民主文明而前赴后继，奉献青春，挥洒热血。而今展望未来，再次扬帆起航，踏上新的百年征程，我们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自信，满怀信心，饱含信念!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必将在世界舞台上再创辉煌!实现新中国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百年辉煌映日月 百家书画谱新篇。值此日月同辉，山河同庆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时代丹青文化传媒拟举办“百年·百家——当代中国画百家献礼建党百年华诞特别邀请展”，邀请当代画坛一百位中国画名家，用手中的画笔，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雨、百年奋斗中，汲取滋养，激发灵感，创作出一批讴歌党、讴歌人民、讴歌社会主义、讴歌改革开放、讴歌新时代、讴歌红船初心的美术精品，以有温度、有深度的优秀作品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本次画展将以线上艺术展的方式呈现，参与展览刊登发布的有搜狐首页、网易新闻、腾讯网，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百家号等数十余家主流艺术媒体及门户网站，一次参展，永久在线。

       段兼善，1943年生于四川绵阳，1965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为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甘肃画院艺术顾问、甘肃省美协顾问。曾任甘肃画院副院长、甘肃省美协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常委。作品曾参加第四、六、八、九届全国美展，全国首届少数民族美展，全国首届体育美展，全国第三届新人新作美展，全国首届壁画大展，全国丝绸之路美术大展，全国画院双年展等。多幅作品在美国、日本、加拿大、荷兰、泰国、菲律宾等国展出。1996年、1998年分别在中国台湾和日本举办个人画展。出版有《段兼善画选》《段兼善创作画集》等。作品载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美术集》《中国美术全集·现代壁画集》《中国壁画百年》《当代中国画院》等。作品曾获甘肃省政府“敦煌文艺奖”，甘肃省美展特别奖、一、二、三等奖，并获得过加拿大、泰国和中国香港的一些奖项。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我跟随母亲在四川老家生活，从小学读到初中二年级。我对历史、地理、植物等课目比较喜欢，而兴趣最浓的则是文学艺术了。在艺术气息浓厚的校园生活中，培养出我对音乐和美术的倾慕和崇敬。

       1957年到敦煌后，母亲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图书室工作，后又为解决研究所职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转做教学工作。我在敦煌中学读初三，假期都回到莫高窟和父母住在一起。父亲段文杰早年毕业于重庆的国立艺专，1946年进入敦煌艺术研究所，投身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他担任美术组组长，日常事务多，工作忙，但是还是临摹了大量的壁画。1948年的南京展和1951年的北京展，他参展的作品都是最多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在临摹研究之余，他还以素描速写的方式画了不少民工、战士、职工和蒙古族牧民的铅笔炭笔写生像，又用水粉写生点染了一些莫高窟的风景。人物写生生动传神，用线和皴擦结合巧妙，水粉风景则用笔肯定，色阶准确，表达了当时人物的时代风貌和莫高窟的环境特色。他还用中国画的形式画过榆林窟的风景和山水画习作，笔力墨色相当讲究。

       在敦煌，父亲的作品就成了我的第一手参照资料和范本，有空就观看琢磨。父亲见我决心学画，就找来些他和美术组其他画家临摹的敦煌壁画线描稿，让我摹写学习。我照猫画虎，却因为缺乏训练和功力，线描往往软弱无力，父亲就针对我的问题，指出纠正的方法。他说：“线描是中国画的一项重要技巧，注意执笔要捏紧，落笔要搭牢，运笔要稳健，收笔要自然。”还向我讲解了中国画线描的不同种类和运笔方法，特别说明了敦煌壁画中运用得最多的铁线、兰叶、折芦和游丝几种线描的特点和描绘要点。他还抽空领我到洞窟中去临壁观看，给我讲解敦煌艺术的来龙去脉和各时期的风格特点，发展变化。

       根据具体画面讲解绘画技法。他觉得我的字写得难看，要我学习中国书法，他认为中国绘画和书法有渊源关系。他自己就长期习字，对绘画很有帮助。他特意翻出几本汉隶字帖，要我临帖练字。在他的指点下，经过多种摹写和持续练习，我的线描技法逐渐有所提高。他觉得我的造型能力欠缺，要我通过写生来锻炼观察力和造型能力，他还找来拉.劳孔石膏头像和印度佛教人物石膏像，让我用铅笔写生，注意观察分析西方人物石膏像的面部结构和明暗变化，注意了解印度佛教人物造型手法中的夸张性和装饰性特征。我的悟性较差，他讲的一些东西，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不过对敦煌艺术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和粗浅的认识。

       父亲是一个很重视创作和创新的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之所以抽空画了一批写生画，也是为了以后搞创作积累资料。但因文物研究部门的特殊性，临摹工作任务重，行政事务多，加之1957年后的政治运动的冲击，还遇上“大跃进”，除了本职工作外，还增加了许多生产和劳动任务，如炼钢铁、修水库、种庄稼等，搞创作只是一种奢望。事有凑巧，1959年研究所领导想让美术组搞两件集体创作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让他领头搞其中一件叫“猎归”的作品。参加的有霍熙亮、冯仲年等。美术组的画家原来都一直在搞临摹，集体创作是第一次，这可以说是敦煌壁画临摹研究基础上的一次创新实验。他们先短期到敦煌南边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做了些采访，收集一些素材，绘制中借鉴了唐代壁画的线描晕染和装饰手法，敦煌壁画的风韵还是比较明显。这幅画后来在北京的一个刊物上发表了。

       但父亲谈起这幅画时还不太满意。他说：“几个人合作，要尊重别人的意见，不能只按自己的想法做，有时就互相迁就。在构图造型上推敲不够，在借鉴敦煌艺术上还不理想。唐代壁画很多好的东西还没有转化过来。年画味太重。”这次临时性的创作任务之后，父亲就再也没有机会搞创作了。但他一直要求我一定要到生活中去多观察体验，一定要坚持创新思路。所以我学画过程中比较注意创作实践。

       我父亲是个特别爱书的人，他的工资大部分都拿来购买画册和文史书籍。他购买了多部世界美术全集及美术丛集这样的大部头系列图册，订阅多种有关期刊，中外文学名著和文史书籍，甚至还有前苏联的星火杂志。父亲的数千册藏书成了我丰厚的精神食粮，也培养了我喜欢读书看画册的习惯。那时我还经常到敦煌文物研究所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去翻阅画册和有兴趣的书刊。父亲的藏书和研究所图书室的藏书，使我获益匪浅。在我以后的艺术学习和创作探索中，时时启发着我的思路和灵感，并对我进一步认识敦煌艺术的独特价值，起到参照、助推和升发的作用。

       莫高窟不仅有古代的艺术遗产，也是现代艺术家来往荟萃之地。艺术气氛较浓，是一个学习美术的较好的环境。所长常书鸿先生是一位旅法多年的油画家，曾在劳朗斯画室研究西方古典油画，功力深厚。他的静物、人像及人体写生作品尤具特色。有一次他在中寺院内南侧他的办公室给雕塑家何鄂画油画像，我曾在旁观看他的写生过程，手法以古典主义技法为主，又揉进了一些较为轻松的笔触，画像生动传神。画面很美。画完后，略做思考，他在画像头发上加上一朵红色玫瑰，鲜艳夺目。

       他见我在旁，好像在问我，又好像在问自己“加上这朵花好不好呢？”当时我对色彩关系的理解不深，脱口而出“画面更美了。”但是第二天，我从旁边经过看见画像头发上的那朵花已被他用黑色抹去了。显然他经过考虑，觉得不要这朵花，更能表现何鄂这样一位知识女性和雕塑家的本质风貌。1948年到敦煌的史苇湘先生，是四川省立艺专的毕业生，他的同学当中曾出过像何孔德这样的名画家。他本人的油画和水彩也画得很好。有次我去他家，他拿出一些习作给我看，有油画和水彩画，其中有一张他给同事霍熙亮父亲画的胸像。我见过霍老先生，一眼就认出了。这张画像的油画颜色堆的很厚，有些地方一笔油彩的厚度近一厘米。油画颜色堆得这么厚，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但远看效果挺好。

       他还拿出一张在宣纸上画的线描古装人物，面部涂了一层淡淡的赭石色，却显得沉稳而不轻浮。他把纸背翻过来，我发现在纸背面相同处也涂了一层色。他说：“宣纸上有时上一次色不够，显得轻飘，再涂一层又显得僵板，不如在背面相同部位上一层色，可以弥补色度的不足，而又不破坏正面的效果。”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生宣上两面上色的实例。万庚育、李贞伯两位先生是1953年从中央美院调到文研所的，万庚育是徐悲鸿的亲传弟子。我看过她用大笔触画的油画风景，用笔果断泼辣，相当不错。李贞伯先生的花鸟画很精彩，技法纯熟，特别是他画的那些鸟儿，灵活生动，姿态各异。我曾专门研学过他画的鸟儿。他到敦煌后主要搞了摄影当时所里的许多照片都是他和祁铎拍摄的。

       1953年孙纪元和关友惠先生同时从西北艺术学院毕业分配到莫高窟，当时孙纪元主要是临摹洞窟彩塑，后来曾到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学习，先后搞过“瑞雪”“草原民兵”“青春”等几件不错的创作。听说搞雕塑的人素描都画的很扎实，我曾专门向他请教素描画法，他让我看他的素描，其中有一张自画像很棒，形象准确，造型结实，这幅画让我揣摩了好久。关友惠搞临摹和石窟艺术研究。他临摹的“张骞出使西域”很精彩，他的人物速写也很生动。后任美术所所长。1957年到1958年左右，所里还从外地调来几位大学毕业生，有一位四川美院毕业生叫何治赵，擅长中国画，而且以人物画为主，他让我看过一些在学校的习作，其中有几幅人体彩墨画别有风味。我原来以为只有油画专业才画人体写生，第一次在何治赵这里看到彩墨人体写生，对中国画的表现力有了新的领悟。何治赵热心创作，曾在敦煌搞过表现农民劳动的创作。

       后来他觉得不太适应莫高窟的生活，又调回四川了。刘玉权先生也是那个时期分来的大学生。我看过他画的水彩画，比较透明，水份掌握得很好。他后来专注于石窟考古，写过不少专题研究文章。敦煌研究院成立后，担任过考古所所长。还有一位青年画家毕可，是山东人，抗日战争时十几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上世纪五十年代被保送到中央戏剧学院学美术，毕业后分配到敦煌。在莫高窟常见他画速写，他曾用半小时给我画了一张半身速写像，衣服头发都是用迅疾粗犷的铅笔线画成，有点叶浅予速写人物的味道。不过后来却因莫名其妙的理由，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病亡于夹边沟。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美院和浙江美院的毕业班学生经常到莫高窟参观实习，见到他们写生，我都会跟上看一看。有时国内一些名画家也来敦煌参观写生。有一次吕斯百教授，也来敦煌，在窟前林荫道上支了个架子作油画写生，我就站在他身后看他画，直到他把那幅不大的林荫道风景画完，基本上是用沉稳而又迅疾的笔触画出来的。他那张画和他作画时专注的神情，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回忆在莫高窟那几年的生活，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使我踏入了艺术殿堂。敦煌石窟中那蕴藏丰富，辉煌灿烂，神秘深邃的民族传统，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和父亲的藏书所展现的古今中外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聊斋”以及唐宋诗词等一批中外文学名著所揭示的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更有莫高窟人保护、研究、弘扬民族文化，坚持不懈，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和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对我开阔眼界，接纳知识，确立志向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之后虽然到外地求学和工作，离开了莫高窟。数十年过去了，敦煌始终是我从事艺术创作的坚实的支点。尽管我悟性低，进步缓慢，但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始终在往前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