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结构急先锋
——深切怀念方增先和他的水墨人物画艺术
马和林
在中国现代写意人物画家中,引领时代者辈出,而能够影响几代中国写意人物画家的当属方增先,他是中国画坛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和推行者,这位伟大的写意人物画家在中国水墨人物画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变革,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到进入2000年新时期的各个阶段,均创作了意义深远、为人称赞的作品。
尽管方增先早年所学为油画,可他日后在水墨人物上所构建的“线性水墨人物”特质,使他从一开始的早期创作就不同凡响。这一探寻无疑有蒋兆和体系的影响,但他的线性水墨人物画,是传统精髓要义的体现,也是新时代生活所赋予的结晶,以线的抑扬顿挫、皴擦点染及情感节奏来表现人物,以书法的用笔来构建人物的结构、体积与色彩,如此书写性不是由体面素描产生的,不是自然界中的明暗再现。这种线性的表达代表了抽取物象的本质,需要简明概括的用笔,在笔与笔之间蕴藉着画家的高度自信和相对准确的塑造,同时在线性的展示中,酣畅淋漓的用墨因素揭示了画家澎湃的激情和力量,人们可以见到画家的情感倾向和心绪,大气、奔放、浑厚、充满钢铁般的意蕴——这就是方增先线性结构的魅力所在。
画家成名作《粒粒皆辛苦》获50年代全国美展一等奖。此画开创性地将花鸟画的笔法运用到人物画的表现上,以线条创造结构美,同时在线性的构架下,惜墨如金,画面精简至极,人物真实可信,将老农拾穗的专注神情刻画得惟妙惟肖。
《说红书》为60年代经典的情节性绘画。与同时代的画家一样,受19世纪俄罗斯巡回画派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方增先不无例外地面对自己的生存空间,表现现实社会,其美术作品也注重戏剧性的演绎。画家调动了戏剧元素,赋予每个人物予独立的情节单元,无论是从总体构图,到人物位置的确立;从呈现画面韵律和节奏,到人物塑造和情感表达等,都体现了画家精湛的表现力和开拓性。在这幅作品里,线性结构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一笔一线见结构,笔断意连显神韵。尽管画家的这幅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可抛开这种主题性创作模式、抛开诸多政治因素,今天看来,依然属于写意人物画的经典。
70年代创作的《艳阳天》组画是方增先先生为文学作品所作的连环插画。有关当时《艳阳天》原作者独立的文学品质不提,我们只说这个组画独立的美学价值。画家根据情节需求所采用的近景、中景及远景,平视、俯视及仰视等多角度经营和典型人物塑造,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连环画驾驭能力,也显示了作为出色的人物画家所具有的其它姊妹艺术潜质。这组彩墨写意插图的问世,是对这部文学作品细腻和精确的诠释,显示出画家对小说人物属性、人物关系的深切理解和把握,同时也展示了画家在花鸟画上的造诣,正是因为方增先既有对传统笔墨的深厚积累,对中国画笔墨的娴熟运用,又有他对结构素描的强烈追求,还有他接受过系统的西画训练,所以他才在人物画的创作上独辟蹊径,自成体系。
更值得一书的是80代末画家创作的《母亲》。这幅作品原本参加的是一次国际性展览,之后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中获银奖。显然,画家已经摆脱了先前的情节性绘画,摆脱了文学价值的束缚,抛弃了单纯的写实元素,进入到人物画的意象性领域。画家对“母亲”的深刻理解,对母亲宽大的胸怀、包容的心灵给予深沉的描述,通过对母亲像山石一样的衣纹皴法和形体塑造,使观者更加感觉到母性的艰辛和伟大。此时的画家,似乎在有意识地减弱线条的表现力,其实在短促急速的线条中间,我们清晰地见到藏族母亲这一形象是那样的艰涩和厚重,画家的团块结构得以彰显,藏族母亲坚毅的脸部轮廓与沉重的形体,在看似率意的笔墨之下,呈现出永恒的审美价值。
进入90年代之后,画家不断地对母亲这一题材进行多维探索和挖掘。在以后的艺术实践中,画家一如既往地通过对老母亲这一形象的塑造,揭示人生的沧桑和母性的坚韧,人物被刻画得极沧桑、饱满和厚重,面部细腻的素描手法尽其精微,但只是巧妙的略带光影,更多的是表达结构以强化人物的地域特征,外袍的率意恣肆泼墨致其广大。这种表现方法,颇似徐悲鸿“尽精微,致广大”的美学理念。此时的画家,不再受困于任何细节,完全是笔到意先,豪放洒脱。进入2000年后,画家依然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运用短促有力的皴擦,笃情地塑造藏族老人的沧桑、浑厚,看似稚拙的造型,蕴籍着非凡的精准和真实,这里的真实不是表面物化的,而是画家表现对象的生命价值和内涵的真实。
最具代表“新浙派”风格的作品应数《帐棚里的笑声》。与同时代声名鹤起的杨之光、刘文西不同,杨、刘更注重人物的准确造型和神态刻画上,而方增先一直都在努力探寻他的纯粹笔墨语言,这更加促使他在学术上开宗立派。《帐棚里的笑声》一作自如奔放、老辣纵横的用笔用墨,摒弃细节末梢的直抒胸意,真可谓洒脱淋漓、墨韵蒸腾,如此简括放骇的笔墨语言与欢乐氛围十分地贴切。可以说,方增先先生在中国画领域是最懂得写意精神的人物画家之一,因为他的笔墨气质,是传承和发扬了宋以降诸多写意大家的人文精神和文人画的书卷气质。
遗憾的是,当今中国画领域,唯美之风盛行,工细造作吞噬着许多有才情的艺术家,使他们陷入到工艺制作之中不能自拔。
除了一般展会需求的篇幅之外,画家的鸿篇巨制并不多。笔者有幸见到过方增先先生十几米长的鸿篇巨制。那饱满的构图,奔放、夸张的人物造型,多层积墨的技法,强烈的氛围营造,这一切构成了作品的强悍张力和动感属性。站在此作面前,令你不得不为画家精湛的技艺和突出的灵性所感动。在刻画陕北汉子时,画家运用了夸张的造型手段,人物似乎都是扭曲变形的,而质朴粗犷却扑面而来,在这里,积墨的成分占据多数,线条颤动而有力,好似刀砍斧锛,浑然天成,条条线性组成体积,观全局,声摰大地,如雷如啸;看细部,笔墨华滋厚润,绝不空泛单调,显然,画家已入随心所欲之境地,这就是方增先。
在方增先先生的晚年,仍不断地寻求能表达自我情感和精神的新水墨语言。在表现青藏高原藏民生活的鸿篇巨制当中,最能体现其独到的语言形式,画家在积墨和泼墨的同时,内心的情感得以宣泄,中国画水墨的无穷魅力在方增先这里得以充分的体现,其雄浑壮阔的场面、叠加自如的层次以及跳动奔腾的笔触,都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