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军的“无用之用”

此次当代艺术展的主旋律是“大鸟解衣”——《鸟·窝》当代艺术展前言“解衣磅礴”，典出庄子外篇，重点不在描述艺术家的“裸行”，而是艺术家的自由状态。

与庄子同时期的古希腊怀疑派庇雍，因跟随亚历山大远征见多识广，认为人生没有正确的道理，一切似是而非，遂提出折衷处世之念。

庄子也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否定事物的本质区别，庄子显然与庇雍有对话的可能。

美术馆大门前高高吊着辆老式吉普车，车窗前面安着一个鹿头，车厢里不断冒出烟雾，逐渐，车子，车头的鹿头在雾里若隐若现。雾里看花，你知道哪个是原创那个是抄袭？李铁军说，那吉普车头上的鹿头是马头，你有意见？雾其实不大，可以看见。看破不说破，国人的聪明做法。

在李铁军的艺术思想中，无不透露着庄子“无用之用”的思想，并且用这样的思想，在和艺术圈中“流行的抄袭”做着对抗。

李铁军认为：庄子在为人处世方面，有许多地方可说是与老子大为相同，如在政治思想、处世之道等各方面；其中，庄子对于处世之道更提出了所谓的“无用之用”思想，他认为在是非不明，权力角逐的尘世里，“无用之用”无疑是保全天寿的一条途径。

所以庄子教人，在观念及行事中，时时不忘获取心身之自由为其最大之职志；祇要各人对个人之天份才具及因此而获得的东西感到满足就可以得到幸福。

庄子要人适性，适其天然之性，一切回归自然，则人间社会就会有快乐，有安祥；祇有天乐才是人人所当追求的，也才是庄子伦理的基本目标，因为一切随从自然的法则，则人伦社会中的犯分乱理，自然就消除了，人世间没有了争夺，则人人可能安居乐业，无争无欲，岂不就是大同世界的来临吗？

庄子以老子的无争社会为其目标，而发为其快乐人生的幸福自然的伦理思想，而希望借此进入自然的生活，并与万物合为一体的最终理想。

而功利主义思潮下泛起的“抄袭”行为，与人追求自然性格格不入，并且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李铁军在反思当下的艺术界，应该走在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上，是用“指鹿为马”的虚幻获得暂时的快感，还是追求“古之真人”自然而然的艺术天性；是用“自我阉割”的方式，来一场“功利的狂欢”，还是用“无用之用”的没有雕饰来诠释当代艺术的必然。

艺术家王藏说：《鸟·窝》在“当代艺术寒冬”和“投机功利主义废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既是对“艺术黑帮”的解构和追问，也是对当下“政艺交媾苟且语境”的反思和批判，更是对缺乏主体独立、自由担当和信望灵魂的不止于艺境之“穷途末路”的重要提醒和优化努力。

叶永青的抄袭

在过去的2019年，艺术圈最被诟病的就是大陆艺术家叶永青被来自比利时的艺术家西尔万指控抄袭其作品，而且长达数十年的事件。

面对这种任何文明中都不能容忍的丑闻，中国社交媒体率先谴责，批评界较早要求叶氏道歉的，是中国批评家年会创办人之一贾方舟先生；之后很少一部分艺术从业者和媒体对这件事进行了讨论，当然，更多的艺术从业者用沉默回答了社会的追问，直到进入年尾，承诺进行调查的四川美院依然未给出一个坦荡的说法。

叶永青抄袭事件，也罕见有真正批评的声音发出，基本是一片沉默，尤其是以前对其有过溢美之词的评论家们，此刻更是一言不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非常奇怪且可怕的现象。从中也多少能够看出，当代艺术领域究竟存在着怎样一种不健康的价值观，以及多么灰色的关系纽带、利益链条，以致于批评家们在面对社会问题时，竟选择集体性失语，连最起码的职业操守、基本的社会责任感都惘然不顾，这也是非常令人失望、可悲的地方。

正是针对“抄袭”这一40年屡现艺术界的“解衣”问题，这次参展的艺术家李铁军，用艺术的方式表达了中国大学的应有的姿态和判断。艺术家的作品以行为、装置、架上、雾、音乐等观念艺术，诠释了多元与是非、自由与原则、中庸与无限、独立与底线等艺术界亟待思考的艺术主体参照问题。

著名艺术评论家王进玉先生直言不讳：当代艺术在中国的抄袭行为大行其道，公众对此早已麻木。不止公众，就连所谓的专业圈，尤其是学术圈、批评家群体，对此也早已无动于衷。很多时候他们对抄袭行为竟给予了极大宽容和谅解，甚至会为其袒护、“洗白”，以致于强词夺理、生搬硬套、自圆其说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也是令人不可思议，难以理解的地方。毫不客气地说，一些无原则、无底线、见利忘义的批评家，在其中起到了很坏的作用，扮演着推波助澜、混淆是非的角色，严重误导了大众对当代艺术所本该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也助长了这股歪风邪气。

“中国当代艺术教父”栗宪庭先生坦率的承认“我一生的短板和最大的弱点是过不了人情关。”老栗这句话实在，也代表了大多数艺术批评家心理。

中国的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家们，尤其是当代艺术批评家们的确应该从根本上，从做人与从艺的原则和底线上来一次深刻的反省，来重新审视和检讨一下当代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问题。

李铁军先生在这场展览中用自己的行为艺术作品对“抄袭”进行了打脸。这脸打得好，因为它戳破中国当代艺术界的“笑话”。

（文：王仙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