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张彦远(815-907)当面对亲友方面的压力，不时质疑张彦远将大部分的家业投注於收藏，甚至“货敝衣，减粮食”以求挤出更多的资本购求心爱的名画，是否有败家的嫌疑。不难想像，张彦远面对上述来自经济上、精神上双方面的困顿时，把话白纸黑字地讲清楚或许是面对现实最好的解决方式。后人遂在《历代名画记》中听见了当事人张彦远的心声：“若复不为无益之事 则安能悦有涯之生。”

    尽管人情与收入是生活上头等的大事，但仍不免让张彦远感到窘迫；处在自己的天地哩，他相信惟有从事鉴藏，才是突破有限生命，最好的出路。张彦远面对困顿时所提出的哲学，无异对历来鉴藏家造成极大的回响，流风所及，渐变成文人恋物的倾向。

同时文人活动所建构出的文化空间，也给了有心从事研究的学者一个可资观察的视角，学者王正华认為：“讨论收藏文化可有二个层面，就社会层面而言，....。.物品的拥有是阶级与地位的象徵，也是文化符码的占用，但就拥有者的心理而言，物品同时是个体与外在世界认知、联系及认同的一种形式，以物品为媒介，拥有者找到生存的意义。”

    我们可以说，张彦远确实是有纪录以来，在物品上寻求生存意义的第一人，而张彦远个人的品味标准也将成为某种指南，指出从事鉴藏的范围和要件。以曾经张彦远收藏的《照夜白》為例，《照夜白》即使放诸当代也是一件富有野心之作，画家彷彿在探测媒材表现的极限，仅使用黑白二色，配合局部的线条，便塑造出一副栩栩如生的效果。

    画中的照夜白正极力嘶鸣，将力气集中在面前的鼻腔附近，迸发出声息的瞬间，全身的重心前倾，几乎不受控制。画家捕捉到迸发出声息的瞬间，将巨响下激烈的震动，浓缩为黑白构线，成为艺术般的暴力。

    一如《照夜白》般，观察自然百态加以理性出之的手法，很容易使熟习书法的文人，联想到上古时代的文化英雄——仓頡。史书记载仓頡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瀰漫著浪漫、激情的种种想像。

    此刻阅读《照夜白》，既然笔与纸深切关係了形象与想像，再看张彦远於《照夜白》右上方留下的签名，“彦远”二字便因為具体而微地显示了笔与纸，遂有了扩张的潜力，可以被轻易地转读為“笔墨”。北宋时拥有《照夜白》的米芾(1051-1107)，就是一个讲究笔墨的文人，身后并留有许多与恋物有关的传奇故事。

    米芾曾有一封信，以出色的笔墨，告诉友人，他的长辈苏軾生前曾交代，将一件原属於米芾的砚台当作随葬品入殮，所幸被他抢救回来了。米芾回忆这整件事后不禁叹道：“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信中一方面推崇苏轼伟大的人格，但正如同张彦远所自白的，人情与收入原不是他关心的部分；另一方面，说到底，米芾真正关心的还是那一方失而復得的砚台，足以在文人组成的文化空间内架构出米芾个人的生存意义。

    米芾这封言简意賅的短信说明了两件事。一、文化空间并非个人的幻想，儘管文化空间没有范围，却容纳得下一群具有相同想法或目标的朋友。如同宗教空间来自对信仰的顺服与崇拜，米芾这一批北宋的文人遥想晋唐為黄金年代，具有晋唐气味的文物顿时成為裡头眾人竞逐的圣物，并已然化為一股难以割捨的情结。

    二、文物也不只是具体真实的存在。如同米芾提到的，这一方来自王羲之家乡的紫金砚，正因為背后负载的黄金年代，便成为了个人理想的有效寄託，以“悦有涯之生”。米芾一再重申、实践这一点——他穿著唐式古装，一再模仿王羲之的笔跡书写《兰亭序》，追求？放浪形骸？的生存状态，我们不难想像，此刻从事鉴藏的他身心或如同张彦远，面临到极大的困顿，再加上一身黄金年代中的华丽点缀，我们遂看见了一位独特的狂人。

    米芾生前曾著力区分鑑藏家与好事者间的差距，认為好事者只不过是“貲力原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批评好事者凭著优渥的财力以及假借别人的耳目，来购买书画，附庸风雅。透过对“紫金砚”乙事為例的分析，我们遂得以对米芾所言的“以假耳目”再提出新詮释——

    如果我们认为，真正的鉴藏家必须符合张彦远与米芾的二人形象，那麼，米芾言下的好事者无疑是假借了二人的生存状态。事实上，张彦远与米芾并非家财万贯的富翁，鑑藏所需耗费的财力多远超过日常的开销、负担；人与物往往是维系在一个非常紧张的关係，艺术品对他们来说是应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到处充满著使用上的忌讳，如：不可以视为有益的、必须要终生相伴。

    而好事者却凭藉著过人的财力，大肆践踏了鉴藏家小心维护的忌讳，真假不分，视艺术品為投资赚钱的工具，进而认定米芾贯彻忌讳的言行為疯狂。所幸，米芾依循张彦远文以明志的传统，写下大量讨论鉴藏的笔记，到处留下线索，协助读者在将找寻出真正的鑑藏家，区别出那些盗用身分的好事者，他并且在《照夜白》上留下个人签名与张彦远隔代辉映，跨越数百年，架构出一所特殊的文化空间，於是当观者阅读名画的同时，我们也隐然触碰到了过去的鉴藏家们无所不在的恋物情结。